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治程度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协会组织形态脱离同业经营者的藩篱，将其参与者扩张至某一相关市场生产经营链条各阶段的经营者，此时，某类产品的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都有可能同时构成某一行业协会的成员，通过行业协会实施纵向垄断协议的情形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三、个案视野下中国行业协会多重面相的实证考察 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生长的行业协会，其组织和行为属性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它并不纯粹是一种行业自律性组织，而是呈现出多重面相。
而在本案中，垄断协议是在广东省足协和珠超公司之间缔结的，行业协会直接参与到限制竞争行为当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垄断协议的间接组织者。第8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考虑到行业协会主要联合同业经营者的特性，通过行业协会实施的垄断协议显然主要表现为横向垄断协议。很多情况下，行业协会组织达成的垄断协议是以协会章程、规则、决定、通知等内部文件的形式体现出的，表面上看来，这是单个主体意思的体现，但在这些决议背后，反映的是行业内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的共同意志。[17]这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行业协会的准入门槛，促进同业自治，另一方面也将直接有利于剥离行业协会隐含其中的公权力属性。
四、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规制路径的重构 前述对我国规制现状的总结分析表明，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路径亟待重构，草率地将其作为垄断协议进行规制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行业协会组织和运行的现实。但在目前《反垄断法》所设计的规制路径中，这种超越行业协会属性的身份定位显然无法得到认定，粤超公司选择同时指控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行政性垄断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诉讼策略，即只要有一种指控被法院接受了，即可胜诉。[44] 13世纪以后出现的后注释法学（评注法学）发展出了一种新法学的方法，该派学者为了回应时代生活，尤其是各地特别法实践的需求，不再像注释法学派那样完全依赖优士丁尼文本，而是逐渐脱离文本中规定的条文的原初内容，去寻找法律文本的精神或实质，在逻辑性解释的框架内实现高度创意性工作，即教义学推释（dogmatic construction）。
另外，《新律》（Novelle）第131条规定，前四次世界天主教宗教会议的教义应作为法律有效。【注释】 *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61]［美］罗杰·伯科威茨：《科学的馈赠——现代法律是如何演变为实在法的?》，田夫、徐丽丽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6]这种观点至少从莱布尼茨（Leibniz）之后就广为人知。
就法律适用而言，它也有助于限制司法判决的裁量空间。[62]其中，教义式法学包含了对术语/定义以及对命题/规定的探讨，论辩式法学则被认为是基于理性及相似性对于法律未决定之情形加以界定的学科分支。
科学与技术之间具有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前者将为后者创设确定的基础。[51]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219-225. [52]Vgl. Maximilian Herberger, Dogmatik: Zur Geschichte von Begriff und Methode in Medizin und Jurisprudenz,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 S.227-232. [53]Vgl. Franz Horak, Dogma und Dogmatik: Zur Genese und Entwicklung eines Begriffs in d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101(1984), S.286. [54]Vgl. Joseph Esser, Vorverst?ndnis und Methodenwahl in der Rechtsfindung, Kronberg: Scriptor Verlag,1975, S.91, Anm.51. [55]Vgl. Franz Wieacker,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2. Aufl., G?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67, S.134-141. [56]舒国滢：《17、18世纪欧洲自然法学说：方法、知识谱系与作用》，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因为意见与观察和想法相关，与教义一词所包含的意义相同。在学术界最著名的则当属其弟子克拉默与内特布拉德。
[8]论者们同样忽视了莱布尼茨在考察神学教义学和法教义学之外，同样承认医学教义学，并力图在科学理论领域定位医学教义学的渊源。以伊尔内留斯（Irnerius）为代表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的活动就在于对《国法大全》、特别是《学说汇纂》的教学和文本研究。将这两种分类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四组契约，即债权的/要式的，债权的/不要式的，物权的/要式的以及物权的/不要式的。二、雏形：中世纪注释法学与人文主义法学 （一）注释法学的权威教义论 中世纪的人们并不进行批判-历史性的思考，他们的思维是受权威拘束的思维。
《学说汇纂》的再发现对于中世纪及近现代法学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它才能够把中世纪有关法律的思维加以转型，并使法律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他们除了对每一标题的法律素材作出导论并对相邻标题的一致性和差异进行说明外，还要对每个谕令和法律条文作出引导，解决从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对那些能够一般化的且在法律论辩中能够加以评价的法律思想予以提示，最后要进行区分，即将上位概念拆分为下位概念。
天主教神学将教义定义为由上帝直接启示并由教会向所有信众宣告的真理。由此开始，法秩序的统一性被视为法教义学的重要目标：法律的每一领域都由高度结构化的规范和概念体系组成，而这一学说构成了有待研究的唯一主题。
[62]Vgl.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S?mtliche Schriften und Briefe, Reihe 6(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Bd.1, 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1930,S.293.也可参见舒国滢：《论近代自然科学对法学的影响——以17、18世纪理性主义法学作为考察重点》，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50]这些表述法律的规则就是教义性规则（regulae dogmaticae）。[3]参见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遗憾的是，对于法教义学观念的起源，国内学者知之甚少。[14]但在柏拉图看来，教义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即言说者的视角出发，被界定为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原理，它可能包含着价值判断或者规定。但无论如何，教义起源于医学文献的论断当无误。
三、方法论基础：理性自然法学说 （一）教义-公理体系思想的开端 无论是注释法学还是人文主义法学都将其权威建立在优士丁尼文本之上，这其实相当于阻碍了对这些文本本身进行理性批判的可能。[41]法学家们在这一罗马法文献中看到了神启般‘永恒有效的真理、‘法律真理或‘法律启示。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它必须同时指涉未来的事件，肩负起对未来进行预测或诊断的功能，而这属于似真性的领域。其次，法教义是一般性规则或命题，因而法教义学区别于决疑术（Kasuistik）。
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否认教义的权威，而是从论题式的权威变成了体系化的权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术语尝试之后，这种类型的一般原理或命题最终被命名为教义。
一是教义和定理（Theoremen）被区分开来。教学法（教义学）等同于理论，理论学科运用综合法，而实践学科运用分析法。既有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要么只是非常粗略地提及教义观念源于哲学或神学，[2]要么单一地将其归为源于对古罗马法这一神圣法律文本的解释。[12]将各个教义无矛盾地关联在一起就构成了某种学说（Lehre）。
这种通过神学流传开来的教义方法论给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打下了烙印。[3]对历史基础的漠视也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似是而非和不必要的争论。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古罗马学者关于教义的双重假定：一方面，教义作为体系的最高（不证自明的）原则或公理，要像规则那样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教义学法学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它要脱离实践，相反，它对于法律适用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教义性规则服务于法的安定性，因为只要它们没有被驳倒就是有拘束力的。
研究型思维在追求认知的过程中除了受思维法则以及认知对象本身的限制外，不受其他任何条件的约束。教义是被某人信奉为真的原理（命题）。
《规诫篇》一文谈及了医学内部存在已久的实践学派与理论学派之争，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一般命题（allgemeine S?tze）的态度。虽然两种方法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旨在构造一个建立在基本的区分、定义和规则之上的市民法体系。到了17、18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和社会关系的迅速变化，为了与古罗马文本保持一致性而进行的法律适用已无法满足实践的要求，自然科学对法学提出了知识论挑战。[10]第一部使用教义一词的医学文献究竟为何至今已无可考，有明确记载的是《希波克拉底全书》（Corpus Hippocraticum）中的两篇文章《规诫篇》（Παραγγελιαι）[11]和《法则篇》（Νομσ?）。
但对于什么是法教义学，学者们并未达成统一的见解。[74]近代意义上的公理化体系正是以欧洲理性自然法学说（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为开端。
最后，定义必须是精确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列举出足以断定某个事实并将它与其他事实区分开来的特征。[76]这意味着，法教义和制定法规范、先例一样构成了法律论证的权威性框架。
[66]由此，莱布尼茨也连接起了理论与实践，因为法教义学不仅是涉及概念和命题的理论作业，也是高度实践指向的，两者处于紧密关联之中。论题学涉及的是一种以问题为取向的思考技术，这门思考技术运用的是个别思维和情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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